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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扬向《华夏时报》记者分析指出，这类案件的责任划分，应从两方面来看。一方面，委托理财合同的条款约定是基础，需先明确被告银行（广州农商行）在合同中的法律定位：是仅承担“产品发行、募集”义务的发行人，还是同时负有“资产筛选、投后管理、信息披露”义务的管理人。如果合同明确约定资产管理职责由第三方基金公司承担，且被告已向原告充分披露管理人身份及权限，那么合同约定将成为责任划分的核心依据。另一方面，即便有合同约定，也不能免除法律规定的“法定义务”，比如《民法典》中委托合同项下的忠实义务、善管义务，以及《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》要求的信息披露义务，这些法定义务不能通过合同约定排除。
相关诉讼案件对广州农商行有何影响？广州农商行在财务报告中披露，截至2024年年末，其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诉讼及仲裁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未决诉讼案件共3宗，涉及标的金额约1.26亿元，与本次公告中披露的3家银行的涉及标的金额一致，同期该行披露的诉讼的预计负债为9005.3万元；截至2025年6月末，广州农商行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诉讼及仲裁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未决诉讼案件共4宗，涉及标的金额约2.08亿元，与本次公告披露的情况一致，同期该行诉讼的预计负债为8505.3万元。
